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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政协委员、中信资本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懿宸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QFLP制度作为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境内股权投资的重要途径，一方面，允许获得试点资格的投资机构在境外筹集美元资金，并通过QFLP渠道结汇转换为人民币，进而以人民币形式投资境内企业股权；另一方面，当境内股权投资项目退出时，境外投资人可通过QFLP渠道将投资本金和退出收益兑换回美元并“离境”。上述资金来源于全球各国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长期投资机构，主要来自北美、欧洲、新加坡等成熟资本市场，近几年中东主权基金占比显著提升。

　　针对上述问题，江浩然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强化分类指导与差异化考核，破除“标签化”“一刀切”误区。建议在前期战略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相关意见，在国家层面加速研究并制定发展新质生产力战略规划，作出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顶层设计、总体规划和任务分解。依据各地区的发展阶段、资源条件以及战略定位，制定差异化的行动指南，进一步强化分类指导，科学合理地引导社会投资。同时，建议实施差异化考核评价，降低对单一经济增长速度的考核权重，强化对创新发展效能、产业升级质量、绿色低碳水平等“质”的指标评估，引导各地区结合自身实际，精准发力新质生产力。

　　二是加大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力度，规避“二元对立”陷阱。建议在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广泛设立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专项支持计划，引导金融、人才、技术等各类资源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领域倾斜，重点推动AI、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向传统产业渗透，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发展，并对实施智能化改造、绿色低碳转型的传统产业企业给予补贴。同时，建议激励各地区深入挖掘本地传统产业比较优势，通过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赋能，培育一批“老树发新枝”的典型案例，以技术改造赋能传统产业存量变革。

　　孙洁认为，一方面，要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完善顶层设计。在法律层面，建议由立法机关及最高人民法院牵头，通过补充立法或出台专项司法解释，明确监护或委托协议在医疗、金融支付、政务办理等关键领域的法律效力与执行边界，重点解决身份认可、医疗签字权、财产处置权等实践卡点，从法律层面消除医院、银行等重要服务机构的合规顾虑，确保监护或委托协议既能“签得了”，也能“行得通”；在政策层面，建议由民政部牵头联合司法部、公安部等职能部门，加快推出全国性政策，编制合同示范文本，明确登记程序与查询渠道，让公众“看得明白、用得安心”。

　　另一方面，要构建“政府部门+公益组织+商业主体”的多层次保障体系。她提出，要夯实政府部门的“基础保障职能”。一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搭建全国统一的信息归集查询平台，并制定平台信息共享及使用指引，明确全国医疗、养老、殡葬、金融等机构对于平台信息的认证及调用流程。二是由民政部门针对服务机构搭建“准入—监督—退出”管理机制。对于评估不达标的机构，采取警告、业务限制、罚款、吊销资质等惩戒及退出措施。三是要强化民政部门、居委会、村委会的“兜底监护”及“监护监督”职能。明确各方职责分工和工作流程，提升对被监护人突发情况的响应效率和保障力度。四是由民政部门牵头打通履职通道。针对独居群体关注的核心场景，联合卫健、金融、公安等部门出台配套政策，确保监护人/受托人凭合法有效协议顺利履职。同时，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认可凭协议及诊断证明等材料作出支付医疗费用的指令，确保及时救治。（本报记者 孙榕）

　　“完善数据治理环节，打通数据共享壁垒。”朱建弟表示，要明确金融企业数据治理的主体责任，要求金融企业建立健全数据治理架构，设立专门的数据管理部门，明确各业务条线的数据管理职责。同时，建立健全数据共享机制，规范跨机构、跨领域的数据共享，建立数据共享审核和追溯机制，确保数据资源共享安全可控。严控数据使用，防范数据滥用风险。加强对金融企业员工的数据安全管理，明确员工的数据安全责任，严禁员工擅自获取、泄露、滥用客户数据，对违规行为依法追究责任。

　　方燕表示，近年来，刑事追责显著强化，但行刑衔接与证据转化机制有待深化。与此同时，民事索赔门槛降低，但投资者举证与执行获赔仍面临困难。“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取消了民事诉讼的行政处罚前置程序，赋予了中小投资者直接起诉的权利，并积极推动特别代表人诉讼常态化，这是保护投资者诉权的重大进步。但门槛降低后，投资者自行收集虚假陈述、损害因果关系的证据能力极为有限，面临‘起诉易、举证难’的困境。”方燕补充道，此外，由于刑事案件的审理周期通常较长，加之追缴的违法资金很难优先用于民事赔偿，存在“罚了不赔”的风险。

　　三是以民事证据标准兼容刑事证明要求，探索“证据标准双向指引”。针对民事索赔已取消前置程序，方燕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中国证监会共同研究发布《财务造假案件证据指引》，分别列明刑事立案追诉与民事侵权索赔所需的证据材料、证明标准清单。帮助受害方及其律师在维权初期就有意识地按照刑事证据标准搜集、固定证据，为后续可能的刑事报案和民事索赔“双线并行”打下坚实基础，也为行政机关移送案件提供便利。（本报记者 马梅若）

　　“目前，传统产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根基，在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方面需求迫切，但多数传统企业由于并购认知薄弱、缺乏运用并购手段转型的意识和能力，急需通过并购突破转型发展瓶颈。”范树奎表示，战略产业作为现代产业体系核心，有着自主可控的发展要求，在补链强链方面急需大量资本投入，但现行并购政策制约了市场化定价，导致其难以适配相应的产业价值。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未形成盈利模式，需国家级基金引导培育投入，这就更需要通过并购来整合技术、人才等核心要素，实现其产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