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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热潮尚未消退，争议已悄然升温。一部分声音开始质疑，BD（商务拓展）热潮是否意味着中国药企在“卖青苗”？事实上，围绕“卖青苗”的质疑，本身就包含两个常见误解。其一，是将BD交易误读为“整体出售”，仿佛中国Biotech将药物和全部权益一并拱手相让。实际上，多数授权交易采取的是license-out（授权输出）模式，仅涉及海外市场的商业权利，国内权益仍由企业保留。与此同时，还有大量中国药企通过license-in（授权引进）方式引入海外资产，实现“引进来、走出去”的协同。这种安排类似于电影发行中对海外放映权的分区授权，是资源全球配置的常规做法。其二，是误以为BD交易的标的是“已开发成熟的产品”，好像中国企业正在贱卖“快收割的庄稼”。而真实情况是，当前多数BD项目的管线仍处于早期临床阶段，甚至不少尚在临床前或Ⅰ期，Ⅲ期资产在交易中较为稀缺。这些授权的本质，是在巨大不确定性中，为高风险产品找到共享风险与投入资源的合作方，远非“卖成品”，更像是共建未来可能性的风险合约。

　　中国Biotech正处在“技术起势—市场构建—制度对接”的产业过渡期。一部分企业选择扎根国内、锚定医保，构建本土商业化路径；另一部分则借助BD策略，把全球化视为加速价值实现的杠杆，完全符合国际发展趋势。摩根大通发布的研究报告表明，2025年第一季度的全球医药授权合作已成为大药企获取早期创新资产的主流路径，全球交易总额达568亿美元，其中首付款比例高达8%，约45亿美元，显示市场对早期资产的高度认可。大多数交易集中在临床II期，首付款中位数达1.65亿美元，远高于临床前项目，说明被授权资产仍处高度不确定阶段，难以被称为“青苗”。中国企业如、普米斯等的交易金额虽创纪录，但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正常水平，类似规模交易在同期多有出现。此外，PD-1/VEGF、PD-L1/VEGF等双抗药物正是当下国际BD的热点品类，表明中国Biotech已在全球关键技术赛道中占据一席之地。因此，中国制药的BD热潮是全球经验、资本资源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而非哪一方单一因素的推动。

　　创新药出海，已经成为近五年中国Biotech最显著的集体叙事。但在“License-out不断刷屏”的背后，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交易的数量是否足够、金额是否创纪录，而在于：这些交易，到底意味着什么？它们是商业成功的起点，还是另一种形式的故事变现？在全球化的表象下，我们是否读懂了BD的本质逻辑？带着这些问题，我们尝试从风险共担、能力互补、优势互换和融资转轨等四个维度重新解构这场被资本与期待共同点燃的BD热潮。

　　其次是注册报批体系的不对接。在中国积累的技术经验，并不能轻松转化为FDA（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EMA（欧洲药品管理局）认可的临床路径。相关数据显示，FDA的新药审评平均周期为10至15个月，如果遇到临床设计争议、资料补充要求或沟通节奏失误，常常延迟至2年以上。再鼎医药这样的行业领先者，推进全球报批时也常常需要借助合作方来应对语言、规范、法规等多重挑战。更不用说资源更有限的中小Biotech，它们若无外部助力，常常面临较高的沟通门槛。

　　而真正制约全球化的，是商业化体系的问题。一款新药即便获得上市许可，想要实现销售与盈利，还需打通医保准入、医生教育、渠道建设、患者支持等多个环节。以美国市场为例，一款新药上市后的推广费用在数千万至数亿美元之间（营销投入可能是研发成本的2–19倍），其中包括销售团队薪资、医生关系建设、医保谈判及市场支出。在这一点上，跨国药企拥有覆盖上百国家的销售队伍、已建立的医院和药店网络、与医保谈判的长期关系，构成了中国Biotech当前难以比肩的“护城河”。

　　中国Biotech之所以能在过去十年间迅速成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程师红利”。据统计，中国药物研发人员数量已经超过欧洲，逼近美国水平。与此同时，人均研发投入成本仅为欧美的1/3至1/2，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研发团队平均年龄偏低（35岁），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强、效率高。这种人才结构，为中国Biotech以“智力输出”为核心的全球竞争能力奠定坚实基础，形成了一种具备规模效应与迭代速度的创新系统能力。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授权交易（BD）不再是“融不到钱才做的备胎动作”，而正逐步成为绕开资本周期的战略主航道。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创新药企通过BD交易获得的首付款总额超过210亿元人民币，首次超越当年IPO融资总额，打破“上市是唯一通路”的传统认知。更值得注意的是，一批新型交易结构——如NewCo合资模式（药企和投资方一起成立一家新公司,专门负责某个创新药的研发和销售）、区域性独家授权平台、双边收益绑定协议等——正在被广泛采纳。这些机制不仅嵌入欧美商业网络和监管通道，也保障了中国药企在全球推进中的主动权和长期收益权。

　　为推动中国创新药成长为“繁林”，我们不仅需优化机制，还需建设性地构建制度与资本体系。中国风险投资自2023年以来出现收缩。在此背景下，亟需引导VC/PE重回早期药企领域；设立“医药创新国家大基金”，参考半导体“国家大基金”模式，为临床前至注册阶段提供专项资金；与此同时，相关部门已明确恢复未盈利科技型企业（包括生物医药类）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通道，应进一步优化机制，允许具备核心技术的生物医药企业融资上市；此外，可考虑引导央企与国企通过并购或投资关键管线，利用现有政府牵头基金与政策支持，实现产业整合与资本稳定。上述策略将为中国创新药产业从政策引导、资本激励、市场机制到资源整合构筑协同闭环，推动“青苗”向“繁林”的结构性跃升。